我的小学就在这种郁闷中结束了，其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，到处普及初中，响潭园小学又办起了“戴帽子”的初中，我继续在这里上学，原先的小学老师，一夜之间成了初中老师，这倒也不难，因为这时已很少上课，即使上了课也不用教材，语文课上的是鲁迅的文章，毛主席诗词，作文就是写大批判文章，数学就是丈量土地，测量茶园的坡度，至于物理、化学之类基本上没开，外语更是闻所未闻。学校里无书可读，无作业可做，我就到处借书看，在舅舅那里借了一本《西游记》，不小心让校长（还是肖校长）收去了，肖校长说：“西游记，西游记，放些狐狗屁。”后来他还把书交给了公社的武装部长，武装部是有枪的，一本书还跟有枪的武装部联系起来，把我吓个半死。

    初中生活在一片茫然中逝去了，那时上高中，是要贫下中农推荐的，因为父亲是“四清”下台干部，我想这高中怕是读不成了，因为原来的榔坪中学一下子从初中升为高中，招生名额扩大了许多，故尔我依然在推荐之列，得以去榔坪高中继续上学。

    从我的家到榔坪中学要走过45里的山路，第一次入学是父亲送我去的，父亲背着箱子，我背着铺盖，天刚亮就踏着冰凌（这时学校改为春天招生）往学校赶，上了三口井，还是冰天雪地，村人们还缩在火塘里烤火，烟子从房顶上的瓦缝里钻出来，一缕缕地飘向灰蒙蒙的天空。而道路则是一片泥泞，我和父亲小心加小心，我还是摔了一跤，幸好铺盖是母亲用塑料纸仔细包裹了的，否则不堪设想，……终于到了榔坪，想不到榔坪的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扬起了许多的灰尘，垂杨的枝条上已经有了一芽一芽的新绿，榔坪河的水漫漫流淌，河滩上横七竖八地铺了各种颜色的床单，真是好看极了。

    安顿好了我的一切，太阳早已偏西，父亲便要回去，我想他走到家必定是要半夜的，一个人，又没带手电，我劝他在旅馆住一晚明天再走，父亲说：“旅馆住一晚要两元钱，我走回去就挣了两元钱……”

    父亲嘱咐了我几句，就踏上了回家的路，我站在那棵梨树下，目送着父亲的背影，心中浮起一片凄楚，不知我的高中生活将会是怎样的局面。

    高中终究比不得初中，老师当中真有不少藏龙卧虎，也许是那个时代的特点，偏远的地方往往集中了很多有水平的老师，因为越是有水平，越是要贬到偏远的地方改造，榔坪地处长阳县西陲，因而就来了许多的名牌大学生，教我们外语的康保民老师是哈尔滨外语学院毕业的，原是苏联专家的翻译，他不仅俄语教得好，物理化学也是一教一个好，有时别的老师有事，他来客串几节课，我们就不想再让他走，他的夫人胡紫玲老师俄语也教得特好。每到周末，康老师和胡老师手挽着手在街上走，在当时那是很有些前卫的，招来一街人的目光，成了榔坪街上一景。

    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几乎是各有千秋，让我们这些山里娃大开眼界，当时在榔坪中学还有一位神秘人物，那就是大右派郑秀梓老师，他是武大的高材生，还在学生时代就在《长江文艺》、《湖北日报》、《长江日报》发表了不少文章，经常没零用钱了，就上剧院看戏，然后写一篇剧评，钱就来了，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”，这种人自然是当之无愧的“右派”，下放到榔坪后，起先还让他上课，文革中风声更紧，又不准他上课了，他的工作是给大厨房的肖师傅打下手，每天天不亮，肖师傅就敲着他的窗子：“秀梓，秀梓，起来生火去。”他就立马起床，去捅煤火……带着几分好奇和几分敬仰，有一回我悄悄地跑到郑老师那儿，问了他几个问题，他显得有些拘谨和木讷：“你问的这几个问题我不好回答，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。”也许他是防着我们这些革命小将的。

    1973年元月，我从榔坪中学高中毕业，因为此时的大学早已关门歇业，我是打算回家去“晒黑皮肤，炼红思想”的，回家劳作了不久，公社又选我去杜家村做民办教师，1975年，大中考恢复招生，我报了湖北中医学院，因为父亲是“四清”下台干部，政审时我被刷了下来，和我一起报名的人好多都走进了大学的校门，送走他们的那天晚上，我回到家里一个人哭了一场，我甚至痛恨过父亲，怎么会弄这样一个帽子戴在头上，只怕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了。

    我依然回到杜家村小学，也许这儿就是我的归宿，我带着我的学生们那天正在田里收拾包谷，乡邮递员送来一封信，要我到区上体检，说县师范抽了两名上了省幼师，要我去递补，这样，我就上了县师范，师范两年开门办学，反击右倾翻案风，没学到多少东西，1977年毕业后，分配到我的家乡中学任教，那点知识水平，不免捉襟见肘，1980年我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函授，可每次的面授都是在宜都教院举行的，到1985年毕业，很多人拿到了华中师大的毕业文凭，却没有到华师去过一回，我因为被评为“有突出成绩的学员”，有幸参加了华中师大函授三十周年的庆典活动，才在华师校园里走了一遭。

    我们这一代人也许是最不幸的，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大学，没有在绿树成荫的大学校园里接受过人类文化知识系统的传授，1999年我从县里调到市里时，市人事局的人说：你不是全日制大学毕业的，不在我们引进的人才之列。我反问了一句，那会儿有全日制大学吗？我这还算自强不息的，还弄了个函大的毕业证。人事局的头儿笑了笑：也是，也是。还是给我签了字。

    我不仅没上成大学，但凡我上过的学校，差不多都撤了，响潭园初中早就没有了，榔坪的高中也早成了历史，长阳师范1989年送走了最后一届毕业生（我是这一届学生的语文老师），就改成教师进修学校了。今年暑假回老家，听说响潭园小学也要撤了，一是过去的三个村合成一个村了，二是因为人口下降，响潭园村的适龄儿童太少，已不足以办一所学校，响潭园小学要迁到沙地村去办寄宿制学校，我上过的学校，只有华中师大还兴旺着，但说到底，我只能是一个“水货”华师毕业生，兴许在他的历届毕业生名单中是找不到“温新阶”三个字的，华师大90年校庆时，我还应邀参加了，前不久的百年校庆，就已经没有记起我们这类“水货”毕业生了。